关于加快构建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等主题报告材料汇编（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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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与上述市场发展规律若合符节。在xx世纪xx年代到xx年代中期，我国财政体制统称为“分灶吃饭”，中央政府下放各种财政权力鼓励地方发展经济。下放财政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让渡财政收入增强地方发展经济动机，二是让渡事权赋予地方发展经济手段。让渡财政利益体现为“财政包干制”的广泛采用，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在上缴一定数额或比例的财政收入后，剩余财政收入归地方政府使用。让渡事权体现为各种市场管理权限的下放，地方政府拥有投资审批权、工商管理权、所辖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权等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权力。分灶吃饭体制极大地调动地方政府培植当地市场的积极性，对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鼓励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当地产品市场保护和要素市场保护措施，降低了全局资源配置效率。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原有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让位于以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体制。也正因为如此，19xx年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指出，改革动因之一就是原有财政体制“影响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
20世纪xx年代中期的分税制，大大推动了当时的统一市场建设。一方面，它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政府间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向着规范化和合理化迈进。另一方面，以分税制替代财政包干制，并通过成立国税局上收部分税收管理权，大大减弱了地方政府通过保护当地企业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之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财政体制改革，不少改革起到了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的作用，如20xx年所得税分享改革，20xx年起实行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20xx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20xx年国地税合并，20xx年后实行各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些改革要么减弱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要么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要么促使劳动和资本要素回报与市场更加紧密相关。
因此，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变动，可以发现，中国财政体制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又不断保持着对统一市场的推动力。其中，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把握和推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顶层设计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财政体制中的充分体现。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有什么密码的话，那么，中国特色财政体制无疑是其中十分关键的破解钥匙!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需要也不同。作为一个重要经济问题，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没有止境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体制就在推动统一市场建设中逐渐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壮大、市场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了新的内涵：从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硬件建设，到以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为代表的软件建设；从商品市场的统一到服务市场的统一；从资本要素市场统一到劳动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的统一，等等。
从当前财政体制看，还有着诸多不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成分。例如，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分税制，鼓励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税收返还等形式扭曲要素价格来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补贴开展对高端人才的争夺，人为改变高端人才的劳动回报率；社会保障制度仍未实现全国统筹，地区间社会保障水平仍有明显差异；地方政府仍存在对辖区企业的产品市场保护；省以下财政体制差异很大，这导致市县级政府面临着财政体制激励程度不同，所激发的对市场干预的积极性差异也很大；地方税系对基层的财政保障能力仍不足，未起到引导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作用。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统一”的内涵包括五大方面：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因此，一方面财政体制自身有大量改革工作要做，另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产生新的需要，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会一直在路上，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制度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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