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对“供给侧”的各种解读。但是在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些学者照搬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强加的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误读和误解。因此，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深入贯彻和推进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供给学派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现在多数学者把萨伊看成是供给经济学的鼻祖。事实上，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笼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强调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中，提倡鼓励生产，强调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生产。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国财富主要决定于实际产量水平，在于供给方面。比如，斯密认为，一国财富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性劳动的比率，而专业化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因此，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称为供给经济学。只是萨伊把供给经济学发挥到极致，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说，萨伊与斯密一脉相承，而且把斯密的经济思想“发扬光大”，重新阐述了斯密的学说，进一步把斯密学说系统化，同时也庸俗化。斯密提出市场无形之手的命题，而萨伊则更进一步论证了市场自动调节生产，社会生产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经济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是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萨伊神话，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理论如何更好应付经济危机。其实，对萨伊经济学，马克思早就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称之为庸俗经济学。

　　面对萨伊经济学带来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指出，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总是会出现“失灵”，从而导致生产与需求的脱节，而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对此，凯恩斯倡导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思想。因此，二战后，面对持续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以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带来实质性效果，反而形成了经济的“滞胀”局面。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市场与需求扩张的理论，罗斯福新政的实质也只是在现有体制下的局部调整，而只要整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起决定性作用，就改变不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因此，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趋势和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只是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跨度与时间。对此，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政策只能短期有效，而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

　　上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因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滞胀”困境，美国里根政府再次将萨伊定律奉为圭臬，推行一系列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诸如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税等政策，企图带领美国走出“滞胀”困局。供给学派坚持“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强调经济危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乱作为，从而主张市场自由放任的回归。经过几年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反还带来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曼昆等经济学家甚至把美国供给学派称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而克鲁格曼则称之为“巫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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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理论反思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更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中国经验，进而一直沿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特别地，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仿佛已经对西方的经济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往往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而当每一次经济出现问题时，要么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的理论或者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科学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火器，从而启动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正是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任何西方学者不可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也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的理论去套用中国实践，结果难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理论的“奴化”和不正常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缺乏，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主体意识，更需要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秉承对西方概念的解构和改造而不是坚守和盲从，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